一個國家應該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應該是全民單位福利分房還是住房自有化、住房商品化?應該是任由房價跟隨市場自己波動、自由的上漲?還是應該一定程度進行限購和限貸來控制房價過快上漲?2008年次貸金融危機的時候是否應該采用QE量化寬松、4萬億的方式去拯救，結果導致了那種財政的赤字上升?還是不應該用國家意志行政手段去干預，坐等市場自己自由的下跌，等過剩產能自我出清推倒重建呢?兩個超級大國到底是應該相互合作的自由貿易還是應該設置壁壘來保護本國的利益呢? 今天，我們來談一談諾貝爾獎。

有人說經濟學家有什么用?有了經濟學家、有了金融理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金融危機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到來，股災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沒有挽救起來，房價也是一漲再漲、越調越漲。但是你又怎么知道，如果不是采取直升機撒錢似的量化寬松，全球經濟可能08年就不是蕭條了一年多然后馬上能夠迅速恢復，而可能是像30年代的大蕭條一樣，維持很多很多年的低迷的狀態。

如果你對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芝加哥學派之上的現代貨幣理論有所了解。你就應該對上面的一些問題有一個大概的印象。因為這些年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赤字債務一直在增加。全國、全球貨幣供給一直在增加，人類的總杠桿一直就沒有停過。你就會知道工資不斷上漲、房價不斷的上漲，而美國政府債務赤字不斷上漲都有根本原因。從傳統的貨幣制度來看的話，政府是應該約束自己的財政赤字。政府如果要借債，如果要創造貨幣，都不應該盲目的擴張，而是借債是為了彌補財政上面收入的不足。

但是現代貨幣理論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經濟不好的時候，政府就是可以大量的創造貨幣、大量的印鈔票，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經濟發展中、流通中，低迷、信心不足和貨幣不足的問題。這樣的貨幣超發的方式來刺激經濟。至于貨幣超發之后，引起的財政赤字的擴大化，不用擔心，到時候可以通過收稅等一些方式把超發的貨幣給回籠回來，簡單的來說就是財政赤字沒有關系，就是一個數字而已，重點是要控制通脹，保持社會發展的信心、保持經濟的流動性、保持一個向上的態勢。而這個現代貨幣理論的主要來源，最重要部分就是來自于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他們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

當然了，專業的人士知道類似于這種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情節，在完整的理論出現以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就是1929年大蕭條，美國經濟萎靡之后，為了刺激經濟的復蘇，實際上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已經采取過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它包括大量的雇傭事業工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對貧困的家庭進行轉移支付等等。而這些政策導致了當時美國財政支出的大幅上升。在29年大蕭條以前，美國政府一直是屬于財政盈余狀態，但隨著這種激進的財政政策的實施，赤字不斷擴大，當時美國的財政赤字，從未償還的國債占GDP的比重1929年是16.1%大幅上升到了1940年的41.8%。而美聯儲的持有的政府的規模債券在1930至40年10年間從6.4億美元大幅上升到了21.9億美元。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就是1936年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問世以來一直其實就在不停的演化變種和變異，所以有人說現代貨幣主義的思想也是早期的貨幣數量問題和凱恩斯流動性的偏好，只不過弗里德曼為主的這個芝加哥學派進行了一個兩種理論的混合，但很顯然這樣的貨幣理論充滿了爭議，其中最大的爭議就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赤字都在不斷的擴大。無論是剛剛我們提到的美國，還是90年代失去10年的日本，包括咱們有爭議的09年我們的4萬億，所導致的后果就是很多東西也在不斷的漲價，包括房價。直到現在美國的赤字在不斷的增加，但是股市也在不斷的創出新高，而這些背后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里邊所包含的這種現代經濟理論所奠定下的一個基礎。

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些經濟發展當中的周期問題、回調問題?一國經濟政策來源于經濟理論，影響國計民生，但是時常又被大眾所爭議，不僅僅是普通人看不懂這些政策，只能根據這些政策的波動起起伏伏，精英人士和專業人士一方面對這些政策充滿了爭議，另一方面又抓住各種經濟理論的規律和他們的漏洞去賺錢。那作為經濟學全球最高的獎項——諾貝爾經濟學，它的很多獲獎者、獲獎的理論極大的影響了各國和全球經濟的運行，但是又因為其復雜性并不為人所熟知，而且又因為這些做法充滿了爭議又被大眾所詬病，那么我們是否應該關注這一獎項呢?為什么我們通常關注諾貝爾物理學獎、關注諾貝爾醫學獎關注諾貝爾文學家卻不太關注經濟學獎，理論上我們應該關注，它也很重要，為什么我們知之甚少呢?這是我們本次要解決的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別的諾貝爾獎還真不太一樣，他是瑞典國家銀行為了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而設立的獎項，它也被稱作是瑞典銀行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并非根據諾貝爾的遺囑所設立的，就跟別的獎項不一樣。但是在評選的步驟，受獎的方式與諾貝爾獎類似。1968年起該獎項是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每年頒發一次，遵循的原則是對人類利益做出最大貢獻的原則，但是現實卻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種儀式、是一種象征、是一種光榮但也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諾貝爾本人是炸藥的發明者那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樣蘊藏著正面的力量，也蘊藏著負面的力量。如同炸藥在不同居心的人的手里會起到天差地別的不同作用。經濟理論和構建力的破壞有多大?如果我們站在一國之政府的高度來審視經濟學，進行政策建議的層面，來看待這些經濟學說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一部分我們把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稱為假想機器，它充滿了不確定性。通常我們提起經濟學家的時候都會因為他們是世界代言的清高的群體，但實際上絕大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都跟世俗脫不了關系，經濟的著作大部分以推測為主，都是對可能性的世界進行不確定的探索。

根據數據統計，有一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主要致力于學說框架假想機器，或者簡單說就是理論模型的構建，所以充滿了復雜爭議的第1個根本原因——就是模型本身是先驗的、是不確定的。經濟模型并不容易設計，它需要跟一系列制約它的條件相協調，包括已經存在的信念、政策、政治導向、一些更大的理論、內部的一致性、數學技術、程序化的技術，比如說生產者、消費者、稅收，還有真實世界中存在的一系列的現實問題進行類比。

經濟模型還需要有實證觀察來證實，其中制約的第1個關鍵就是信仰和信念，它甚至高于現實當中的統計數據，它可能關乎于宗教、政體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比如冷戰時期博弈的站隊，甚至有時候取決于領導個人決策，那用什么樣的體系對他的國家影響就很大。不同的信仰，會導致巨大的社會成本。比如說閉關鎖國、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同成果，我們每個人內心的變化能夠感同身受。比如說自由貿易，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就是基礎理論。一國之經濟政策都依賴于理想模型，但是很多時候模型都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第二是復雜的、本身現實的政治關系。我們統計了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跟各國政府的關聯度從69年到2018年經濟學獎總共獲獎人數81人，其中美國49人、英國8人，法國挪威都是3個人，按照學派來說，凱恩斯學派和芝加哥學派也就是在現代貨幣理論的來源占據了絕對的主流，一共占據了14席，并且以1990年作為分水嶺。原因大家應該知道就是布拉格的春天，那么1969年至89年凱恩斯學派是明顯占優為8位，芝加哥學派為4位，90年到2018年凱恩斯學派6位、芝加哥學派是10位。經過粗略的統計，在81位獲獎得主中有超過30位在政府或者準政府部門任重要職務，其中凱恩斯學派占據30%，芝加哥學派占據20%，這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觀察的側面。

說起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隨便說說都可以，但是實際上在中國經濟圈的內部專業人士對于談論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有一種在我看來微妙的尷尬，因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總評審委員會是專注于市場經濟條件或者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問題，所以有某一些中國經濟的學者為了接近諾貝爾經濟學獎，模仿西方的經濟學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來融入西方的體系之中，但這顯然是不太合適，無論是政治正確還是實際的運用，我們雖然創造性的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在經濟學研究方面，中國還沒有形成普遍的共識，中國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可是中國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卻是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所以如果過度的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而忽視了中國當代現實的這些經濟問題可能會本末倒置，緣木求魚。

我國離現代貨幣制度所描述的情景還比較遠，當前我們的貨幣政策工具依然較為充足，跟美歐日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相比，咱們的利率水平還比較高，這個在咱們之前的負利率的節目跟大家講。我們的貨幣政策空間依然在，所以短期內還不至于進入現代貨幣理論的第3種的貨幣政策。從目前的赤字來看，美國的赤字是100%，日本的赤字是200%，咱們的政府部門的債務率也就是還不到50%而已。在政策方面，我們國家也從單純的依賴需求端的刺激，像09年4萬億的那種、而現在是更加重視供給端的改善，也就是供給側的改革。根據今年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當中表示，咱們國家的實際經濟增速和潛在增速是接近的。我們是通過綜合的一些方法來維持這個經濟的增長，一方面保持相對寬松的貨幣環境，一方面我們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關鍵是要通過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以及銀行間對實體企業的精準滴灌來進行定點和精準的扶持，比如slf、mlf，這里我們不多談。

反正從我這個角度來看，確實現在中國經濟掌舵人的政策是維持的非常好的，當然在很多普通群眾的眼里覺得現在經濟不夠好。但是我們面臨的這種經濟壓力是誰的原因呢?其實現在的政策的原因嗎?還是經濟發展周期的問題?還是前面的問題?這些就不多講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學者一起的有意思的看法匯總。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經濟學家是好人嗎?他們只是普通人。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喬治史•蒂格勒說，“經濟學家是好人嗎?”要打一個問號。經濟學家首次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被界定是18世紀末的時候。那個時候社會就已經開始討伐經濟學家了，那為什么討伐經濟學家成了一種時尚?主要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經濟學家一直是所謂社會進步政策的潑冷水者，他們的觀點和理論常常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他認為當一個社會的行為出現無效、錯誤、適得其反的時候，應該有人給他指明這一點。就好比醫生有責任戳穿有害的藥物，經濟學家也是如此。經濟學家們并不是特別好或者特別壞，他們只是和普通人一樣尋常。

然而要指出別人錯誤沒那么容易，因為有人說經濟學本質上并不適合對短期的經濟變動作預測，這也是人們常常攻擊說經濟學家其實也不準的原因。這樣的話不僅是普通群眾說，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芝加哥代表學派的加里•貝克爾也這么說過。他說，“對于經濟學的缺點取笑無窮無盡，理由很簡單，只有經濟學家可以提供企業和政府需要的政策的指導，特別是關于通貨膨脹、總產出、總就業的預期，以及對于稅收改革，財政赤字以及可能影響的經濟狀況事件的后果所作的預期。然而經濟學家提供的預言經常并不可靠，所以嘲笑和批評在所難免。事實上經濟學在公共政策討論和商業決策分析上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本質上并不是適合對短期的經濟活動進行預測。所以包括經濟學獎獲得者本人也是覺得預測短期的經濟是比較難的。

在這個所有獲獎者當中還是有一些很神奇的人，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諾貝爾物理學家、文學獎的獲得者拒絕領獎或者對這個獎有很大的意見。但是經濟學獎就有，經濟學家這些本人有很多的矛盾，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個人，共同獲獎的是綱納•繆達爾和弗•馮•哈耶克，他們都很深入地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并且深入地進行了分析。

但是實際上繆達爾本人對他獲獎的看法是：他說我就沒有想明白，我當時心不在焉，而且覺得非常疲勞，而且他拒絕了這一次的獎金。他說，坦率地說對于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送給了我跟馮•哈耶克這個事兒，我必須得說，我們倆沒有過合作研究，像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兩個人，兩個人以上是常事，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相似問題的研究。決定授予我們兩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家都認為科學院是在用一種狡猾的政治平衡的手法，通過公認的代表、自由主義，或者激進的政治觀點，把我們視為保守主義或者反動分子。他們就覺得把兩種風格完全不一樣的人同時獲獎表明他們的不偏不倚，實際上他非常反對這樣的做法。

跟他一同獲獎的哈耶克是怎么說的呢?哈耶克覺得，經濟學家不要出圈，他說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就這個權威在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該享有。那自然學科這個部門沒有問題，自然學科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產生的影響，主要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門，但是經濟學家影響關系重大，他們還會影響一些外行人，比如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在經濟學家方面，在經濟學方面，獲了獎了的有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成為全能者，可以處理所有社會問題。但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們，而有時候他們自己也終于自信他們處于能處理很多問題，對很多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甚至有些人被捧紅了之后對他們的一些沒有鉆研過的問題也發表意見，而且還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用這樣隆重的儀式和宣揚少數幾個經濟學家的成就，舉世矚目，增加他們的影響力。我不認為是個好事情。所以馮哈耶克表示，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榮譽，如果你獲得了，應該做一項謙虛的宣誓，發誓自己不在學術以外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或者受獎人在接受獎項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我們的經濟學大師馬歇爾的一句嚴正的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要警惕你的名聲，當大眾捧你只是，你在災禍也可能就會到來。

他吐槽的是哪一類的經濟學家呢?就是我們從一開頭到現在講的重點的一個人，就是米爾頓弗里德曼。他是美國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咋們說過了，他也是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好朋友張五常，這個咱們以前節目講過就不具體講了。他在評價上面繆達爾和哈耶克事件上也說到，我相信繆達爾錯了，重要的是應該把經濟學家所做的科學工作和他們所做其他事情區分，經濟學家和科學家一樣，都是某一個團體的成員。我們沒有把100%的生命投入在純科學的工作上，當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也是如此，原則上我相信經濟學具有的科學成分與物理學和化學及其它自然科學沒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同意哈耶克一些觀點，他說我一直活躍在公共政策領域，一直試圖影響公共政策，我公開演講或者撰寫有關政策問題的文章，然而從事這類活動的時候，我并不是扮演自己在科學領域當中的角色，而是持有一種公民的身份，我希望自己是一位見多識廣的公民，我相信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具備那些知識，有助于我對一些問題做出更好的判斷?；旧衔以诳茖W和學術上的成就不應該由我在公共政策方面所從事的活動來評價。但是他這么活躍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來影響政策，所有經濟學家都同意他嗎?不，又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批評他。

這個人就是羅納德•哈里•科斯，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批評他，他說在我看來，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最莫名其妙就是這根本就不是實證理論，而是規范理論。因為弗里德曼說實證科學，最終目的是要獲得還沒有出現的經濟現象你就可以去預測它，提供一個精準的建議。但是實際上如果真的按照他這樣做了，科學就會癱瘓，因為沒有人能夠真正精確地預測到未來，如果有人能去檢驗，那么反對他的人就會舉出相反的數據去反對他。所以如果一直這樣去檢驗，不停地檢驗還未發生的事情，那么誰會去樂意從事這種艱難的調查呢?所以我認為他的觀點根本就是一個悖論，弗里德曼的方法論會導致科學活動的癱瘓，理由就在于此。

自然科學是實驗性的，是可以被證偽的;文學獎是審美，審美不一致并不影響國民經濟。然而經濟學獎爭議特別大，因為它極其龐大、系統極其復雜，各種理論都基于條件限制之下，有時候呢也會超脫當下的潮流和意識形態、經濟體制、政治壁壘。它又影響巨大，一個觀點真的可能改變一個產業，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全球的走勢和未來的發展。但致命的問題就像剛剛說的，它又常常不只是經典理論、傳統理論的總結，而是帶著鮮艷的探索的推導模型。這使得整個理論模型和體系很難被證偽，被充分的論證，實證主義并不是完全精準和完全可行的。但是沒有框架和體系來指導一國政策又不行。

一個人往往會思考自己如何能活得更好，賺更多的錢，把自己的資產都放在什么的領域來增值，來保障自己的發展、成長、養老。一個國家也是，需要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嘗試。因為一切都在發生變化。體量很大的國家又不能頻繁地更迭政策。所以這將導致巨大的波動，經濟關乎民生所以需要慎之又慎。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人格普通的，思想又極其復雜的，研究的時候可能是很低調小眾的，但是獲獎之后獲得重用之后，影響卻有可能是能量巨大的權威人士。權威人士，懂吧，所以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在探索中前進。

回到最開始當下最流行的現代貨幣理論，其理論根源就是弗里德曼，今天我們以他的一個看法來收尾。關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和這些經濟學家們，弗里德曼說，公眾都有這么一個印象，就是經濟學家之間永遠意見不一致，他們甚至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如果一個房間里有3個經濟學家可能至少會跑出4種意見來。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如果將科學問題和政策的價值問題分離開了，那么不管經濟學家自己的觀點如何，他們都有相當廣泛的共識。我多次參加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學者共同組成的團隊活動，任何議題，剛開始討論10分鐘以后，就會發現所有經濟學家都站在一邊，來對抗其余所有人。不管這些經濟學家自己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從整體來看諾貝爾獎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一直存有極大的疑問，但我相信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市場比較懷疑，這樣的懷疑也同樣適用于諾貝爾物理學獎。